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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为收回贷款虚假陈述债务人经营状况,受骗过桥资金状告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损失
2020-03-22 17:57:00   来源:中国互联网金融法务网   评论:0 点击:

贷款银行负责人向过桥资金提供方介绍案涉借款业务时,贷款银行与债务人应属恶意串通,共同对过桥资金提供方实施了欺诈行为,使贷款不能收回的风险转嫁给过桥方,造成了过桥方财产损失,故贷款银行应与债务人连带赔偿。
上诉人大连某A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某B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二七广场支行(简称二七支行)、大连某C粮食经贸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辽民终3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某A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某B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二七广场支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某C粮食经贸有限公司。
  上诉人大连某A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简称某A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某B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二七广场支行(简称二七支行)、大连某C粮食经贸有限公司(简称某C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民初255号民事判决。某A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某A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是: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5月15日,某A公司与某C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主要约定借款金额为2900万元……某A公司称其于2016年6月10日持某C公司质押的35000吨玉米的提货单提货时得知该货物不存在。”是错误的。事实上,是二七支行为收回贷款,委派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林芸主动找到某A公司洽谈过桥业务并商定借款合同主要条款,利用某A公司对国内最大商业银行的信任,虚构某C公司企业经营情况、信誉及质物现状,在副行长林芸的组织、协调、见证下某A公司与某C公司签订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借款合同,二七支行未在约定期限内给某C公司发放贷款,某A公司到二七支行要求履行承诺偿还借款,副行长林芸经行长卢彦同意将某C公司质押的35000吨玉米的《提货通知书》等质押物相关手续交给了某A公司,某A公司向中外运提交了二七支行开具的《提货通知书》及相关资料,中外运即开具了《质物出仓作业单》,某A公司经问询大连港回复其处根本没有某C公司存放的货物。一审判决在对本案事实审查清楚的情况下未在判决中对查清的事实予以确认,实属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裁判理由不当。一审判决认定某A公司与某C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应按照借款法律关系的裁判理由是错误的。该《借款合同》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各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第七十三条规定:“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擅自发放贷款的;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规收入处以1倍以上至5倍以下罚款,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同时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因此,该《借款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自始无效。本案系侵权纠纷,二七支行与某C公司恶意串通,共同实施了损害某A公司利益的行为,符合侵权构成四要件,理由如下:二七支行在明知企业之间不能相互借贷,及某C公司已根本无能力还款的状况下,为了自己不承担民事责任,利用某A公司对其的信任,虚构某C公司企业经营情况,促使某A公司与某C公司签订不具有真实意思表示的借款合同,二七支行与某C公司恶意串通,对某A公司隐瞒了不能倒贷、质押物不存在的真实情况,将到期不能收回借款的风险转嫁给了某A公司,造成某A公司2900万元的损害结果发生,二七支行为最终的受益者,二七支行、某C公司存在共同过错,且实施的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该案应依照借款法律关系裁判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及《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改变了审理方向,适用法律错误。二七支行、某C公司主观具有过错,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了某A公司损害结果的发生,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及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两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二七支行、某C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而一审判决未予以正确适用法律是错的。4、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有悖法律的严肃性。一审庭审时法官只对案件事实部分进行了审查,并未当庭明示归纳争议焦点,亦未对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进行逐项审查,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某A公司认为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最终结果的体现,是国家法律公正、公平、权威的体现,也是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作为法官应该认真负责地处理案件,只有经得起推敲的判决,才能够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但本案于2016年12月16日周五上午开庭审理,2016年12月19日周一就仓促作出判决,在判决书第6页9行将《提货通知书》写成《提货通知单》,6页13行:将“2014年5月15日”写成“2015年5月15日”,4页倒数三行:将“2014年6月10日”写成“2016年6月10日”不仅漏洞百出,而且判决主文缺少审理查明部分,同时也未附加作出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条,是一份极其不负责任的判决,不仅失信于法律,而且有悖法律的严肃性,使法律文书的严肃性、人民法院的权威性受到负面影响,因此,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未尽充分的审查义务,致使漏洞百出,有悖法律的严肃性,有违公平正义。综上,某A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某A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二七支行和某C公司承担。
  二七支行答辩称:不同意某A公司的上诉请求,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1、我行不构成侵权行为,不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我行与某C公司之间,于2013年12月签订了借款合同,并于2013年12月3日发放2900万贷款,到期日为6个月后,并非向某A公司所称,到期日为2014年5月15日。我行副行长林芸在2014年5月15日前不认识某A公司。仅通过中间人李贵军关系,请求我行帮助协调业务。我行对某C公司的贷款确实存在。并有35000吨玉米提供质押担保事实。且在质押成立时,我行信贷人员审查当时的质物存在,并签订借款协议。中外运自2013年12月3日起,每周四次向我行汇报质押物的存储情况,直到2014年6月1日。诉讼期间粮食一直存在,我行没有虚构事实。同时,质押监管协议中有明确约定提货通知书,是提取质物唯一有效凭证。非加盖我行预留印章,且同时经我行指定人员亲笔签字质押物不能提取。附件中,有我行的预留印章,以及指定人员卢彦的亲笔签名。也就是说,提货通知书只有同时满足我行印章加卢彦的亲笔签名才可以提取质押物,并非某A公司所称,拿着只有卢彦签名的提货通知单就可以提取质押物。某C公司还款后,银行撤押非常严格。只能退换给质押人,且提货通知单的返还对象也只有某C公司。同时我行出具的提货通知单上有我行的盖章及卢彦的亲笔签名。并非某A公司所称我行将提货通知书直接交给某A公司,某A公司所述的与事实不符。2、某A公司与某C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按照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且某A公司与某C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某C公司于5月15日支付了108万元利息,系2900万本金的15日利息。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的约定,属于高额利息。某A公司在此期间预先收回如此高额的利息带有明显的投资行为,即使我行如实介绍某C公司情况,某A公司也应该根据情况决定。且108万元是高利息投资的行为,最终的投资风险只能由投资主体自己负担。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的解释中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等之间进行融资的行为,该规定表明,企业之间是可以相互拆借资金的。某A公司坚持本案案由为侵权纠纷,但是本案根本不符合侵权要件。二七支行、某C公司之间没有恶意串通。某A公司借款给某C公司,并收取高额利息是其真正的意思表示。并且目前的损害事实并不存在,因为某A公司完全可以依照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向某C公司主张返还借款。某A公司的救济途径没有灭失,我行介绍业务的行为与某A公司损害结果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某A公司主张侵权根本不能构成。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借款合同审理正确。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中第四页第十三行,已经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部分,并非缺少审理查明,且一审法院2016年12月19日作出判决并非违法。是按诉讼法审理期限审理结案。我行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某A公司陈述理由并不能证明我行与某C公司侵权。
  某C公司答辩称:没有具体答辩,基本事实,是钱是某C公司向某A公司借的,还给二七支行的。
  某A公司一审诉称:1.请求法院判令二七支行、某C公司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并返还某A公司款项2900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二七支行、某C公司赔偿某A公司经济损失348万元(具体计算方式以29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4年5月29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二七支行、某C公司承担。事实理由:2014年5月15日,某C公司在二七支行处有一笔2900万元的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到期,二七支行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林芸通过时任盛京银行大连分行五四支行行长李贵军找到某A公司为某C公司作过桥业务。2014年5月15日上午李贵军约某A公司相关人员到大连富丽华二楼茶吧见面。某A公司到茶吧时,李贵军向某A公司介绍了二七支行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林芸与某A公司有关人员认识,林芸又重点介绍了自己主管信贷业务的身份并向某A公司有关人员发放了印有二七支行副行长字样的名片。林芸称:某C公司在我行有一笔金额2900万元的流贷今天到期,该企业是我们行的优质客户,我行同意该笔贷款续贷。某A公司有关人员询问过桥业务的安全性及放款时间。林芸称:这笔过桥业务是安全的,第一是,我们行和总行以1:1的比例匹配给某C公司发放5个亿的贷款,现已发放了4000万,后续还会陆续发放;第二是,某C公司在近期有一笔东方资产2个亿的委托贷款业务批复复印件给某A公司有关人员;第三是,某C公司有35000吨玉米作为质押,价值7000余万。对二七支行发放贷款时间林芸回答:最多不超过两周。某A公司考虑第一发放贷款行是某B银行,第二是某B银行主管信贷业务的行长出面谈的过桥业务可信度高,另外还有35000吨玉米在二七支行处。因此在没有见到某C公司的情况下便同意做此笔业务。当天下午,在二七支行组织下,某A公司与某C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并通过网银分2000万元和900万元两笔共计2900万元汇入某C公司在二七支行处开立的账户上,二七支行即时收回了对某C公司的贷款。二七支行收到某C公司还款后,以各种理由和借口不发放对某C公司的贷款。在某A公司一再追索下二七支行将某C公司贷款质押物的相关手续交给某A公司。后经某A公司核实,二七支行交给某A公司手续项下的质押物是不存在的。某A公司认为,二七支行为了避免贷款损失,转嫁风险,将某A公司的2900万元通过做过桥业务的形式收回了自己的贷款,避免了贷款损失,却给某A公司造成了2900万元的巨大经济损失,二七支行、某C公司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因此特提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某A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七支行辩称,不同意某A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某A公司起诉状称我行林芸2014年5月15日前并不认识某A公司,仅通过中间人李贵军相识,不是林芸主动找李贵军帮助联系过桥业务,真实情况是李贵军主动找到我行林芸,请求以某B银行行长的身份出面帮其协调业务,主动权不在某B银行,本案案由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某A公司请求我行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共同侵权是二人以上故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是以过错作为必备要件的,我行与某A公司起初并不相识,是在李贵军协调下主动讲述了某C公司在我行的主要业务,也只是陈述了事实并没有虚构也根本不存在过错,因此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我行当初将质押物的手续归还给某C公司,因为银行的贷款审批及撤押流程均非常严格,尤其对国有银行来说,只能按照程序在借款人还款后将质押或者抵押的手续交给借款人。真实情况是我行当初将撤押手续主动归还给了某C公司。某A公司与某C公司之间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中详细约明了借款金额及还款时间,某A公司应该按照该借款合同的约定,向某C公司主张借款及利息。某A公司所主张的请求及本案的案由与事实不符,应当驳回某A公司对二七支行的诉讼请求。
  某C公司辩称,不同意某A公司的诉讼请求。款是某C公司借的,某C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友文及相关管理人员因涉嫌诈骗已经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正在审判中,对于某A公司的请求某C公司只能说款是某C公司借的,怎么判决由法院来确定。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卢彦原系二七支行行长,林芸原系二七支行副行长。二七支行曾为某C公司发放贷款2900万元。二七支行认可某C公司当初贷款时将35000吨玉米作为了质押。2014年5月15日,某A公司与某C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主要约定借款金额为2900万元,借款期限2014年5月15日至2014年5月29日,发生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某A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签订当日,某A公司通过上海浦东银行向某C公司转款2000万元,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向某C公司转款900万元。同日,某C公司给某A公司出具资金汇款路径确认单确认收到某A公司汇款2900万元。2014年5月15日,某C公司向某A公司支付利息108万元。借款合同到期后某C公司没有向某A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某A公司称其于2016年6月10日持某C公司质押的35000吨玉米的提货单提货时得知该货物不存在。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证据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某A公司以二七支行、某C公司共同侵权为由要求二七支行、某C公司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二七支行、某C公司否认双方具有侵权行为,据此二七支行、某C公司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侵权行为是一种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侵权构成的要件有:1、行为人行为违法;2、损害事实存在;3、损害事实与行为人的过错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符合上述侵权要件构成侵权。共同侵权是二人以上故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是以过错作为必备要件的。第一,关于二七支行是否构成侵权问题。某A公司认为二七支行侵犯了其财产权益,构成侵权,理由是二七支行为了收回贷款免受损失利用某A公司对某B银行的信任,虚构了某C公司的企业经营状况及信誉,致使某A公司相信其财产不会受到损失而与某C公司签订了不真实的《借款合同》,另某C公司向某A公司出具《提货通知书》中记载的质押物是根本不存在的,二七支行、某C公司对此是清楚的,二七支行、某C公司行为是恶意串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某A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所指均是二七支行原副行长林芸与其方商谈,二七支行认可林芸是其行原副行长,但表述林芸向某A公司介绍的是某C公司的贷款事实,否定林芸具有欺诈及与某C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在某A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中均没有二七支行的签字盖章能够证明二七支行对某A公司进行了欺诈行为;其次,某A公司向某C公司支付的2900万元不是直接支付到某C公司在二七支行还贷的账户内,而是支付到某C公司其他账户,再由某C公司将该2900万元转入到其在二七支行还贷的账户内偿还银行贷款,因而一审法院无法确认二七支行对某A公司实施了欺诈行为;再次,某A公司对35000吨玉米是否为质押物,质押物是否存在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某A公司称《提货通知单》是二七支行交给某A公司的,二七支行对此不予认可。二七支行表示35000吨玉米作为质押物在银行收回贷款时,撤押时将质押物交给的是贷款方,目前某A公司及二七支行、某C公司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质押物由谁取走。因而尽管该《提货通知单》上有卢彦的签字,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仅凭证人所作的陈述,一审法院无法采信是二七支行将提货单交给了某A公司,造成某A公司损失,即某A公司称二七支行、某C公司恶意串通依据不足。第二,关于某C公司是否构成侵权行为。2015年5月15日,某A公司与某C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及法规规定,应是合法有效的。根据该《借款合同》,某A公司将2900万元支付到某C公司的账户内,某A公司履行了《借款合同》的内容,某C公司同日向某A公司支付了108万元的利息,双方之间符合借贷法律关系。某A公司与某C公司之间系因借款产生的纠纷,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纠纷。某A公司出借的款项未能得到偿还,应当向某C公司主张还款义务。某A公司主张某C公司对其实施侵权行为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也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某A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二七支行、某C公司恶意串通故意侵害了其财产权益,对某A公司主张二七支行、某C公司共同构成侵权,赔偿其财产损失的诉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某A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4200元(某A公司已预交),由某A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是某C公司与某A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某C公司与二七支行是否存在共同侵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二七支行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林芸通过中间人李贵军参与了某A公司与某C公司借款合同的签订,对此二七支行并不否认。因为某C公司与二七支行存在贷款2900万元的事实,在2014年5月15日贷款临近到期时,林芸出面介绍贷款情况,由某A公司借款给某C公司,某C公司用此款偿还二七支行的贷款,实际上某A公司已将2900万元借款打入某C公司账户,由某C公司偿还了二七支行的到期贷款2900万元。二七支行主张是李贵军主动找的林芸介绍的该笔业务,而李贵军则主张是林芸找他介绍的该笔业务,无论是李贵军找林芸还是林芸找李贵军,对于某A公司借款给某C公司偿还某C公司欠二七支行贷款2900万元是不争的事实。二七支行主张林芸只是介绍了业务,客观的介绍了某C公司的情况,其不应当承担责任。事实是某C公司在与某A公司借款时其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足以偿还所借的二七支行的贷款,而且其向二七支行借款所提供的质押物35000吨粮食已经不存在。某A公司与某C公司从无往来,互不熟悉,如果林芸如实介绍某C公司当时的状况,某A公司是不可能将款项出借给某C公司的。在一审庭审中,证人李贵军(时任盛京银行大连分行五四支行行长)、刘伟光(时任某C公司职员)均出庭作证。证明二七支行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林芸对某C公司当时的企业状况进行了虚假的描述,而且没有按照约定在某C公司已经偿还2900万元贷款后进行续贷。在某C公司所借某A公司借款到期没有偿还时,某A公司向二七支行主张还款,并要求交付质押物。二七支行将粮食质押物提货通知书交付了某A公司,虽然二七支行主张将提货通知书交付了某C公司,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而某C公司也不认可其收取了提货通知书,证人证言证明二七支行将提货通知书直接交付给了某A公司,后来某A公司在提取质押物时被告知货物根本不存在。关于林芸的行为的性质问题。因为林芸是二七支行主管信贷的副行长,二七支行对林芸参与某C公司与某A公司该笔借款业务并不否认,故林芸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问题就是林芸是否如实陈述了某C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因为如果林芸如实陈述了某C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某A公司不可能将款项借给某C公司,故根据本案的相关证据和客观事实,二七支行虚构事实对某A公司进行了欺诈,与某C公司恶意串通,将自己的不能收回贷款的风险转嫁给某A公司,故某A公司与某C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某C公司与二七支行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对某A公司的损失进行赔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255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某B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二七广场支行、大连某C粮食经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大连某A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29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5月29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04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4200元,均由中国某B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二七广场支行、大连某C粮食经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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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杰,法律硕士,前政府公职律师、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员、深圳市人民政府听证员、深圳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法律类)、建设工程定标专家,曾在教育、建筑工务、政府采购及纪检监察系统工作过,十分熟悉政府办事程序、运行规则和行政监管,拥有十多年“互联网+”金融领域相关法律实务经验,较为擅长互金领域行政监管和刑事风险防控。从2002年左右就开始接触并深度参与互联网领域至今,自身掌握或较为了解“互联网+”平台领域涉及到的多项专业技术。比如:域名注册与解析、网页设计与源代码修改、网站程序架设(如CMS内容管理系统、BBS论坛、Blog博客、Ask问答、商城Shop、移动应用服务APP等)、网络营销与网站管理、Web与数据服务器环境搭建优化(如Windows Server 2008+Appache+PHP+MySQL+ phpMyAdmin等)、服务器系统安全与维护、小型局域网搭建、云服务与云计算(IaaS、 PaaS和SaaS)、数字音视频下载与制作、搜索引擎网络爬虫、IP代理、小程序、电子数据处理、区块链等等。